王卫军: 行书创作的实践与体悟



王卫军

WANGWEIJUN


王卫军,江苏泗阳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行书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南京大学艺术学硕士。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文联委员,江苏省青年联合会常委。

书法作品入展首届全国书法“三名工程”书法展,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等奖、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展“全国奖”、全国第三届正书展最高奖、全国第二届扇面展银奖、全国首届行书展三等奖、全军第三届书法篆刻展金奖、第三届中国书法“林散之奖”提名奖、首届“中国书法院奖”、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家精品展金奖等十多次大奖。入展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翰墨传承-中国美术馆当代书法邀请展、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二届书法百家精品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五届楹联展等全国性大展以及2008“林散之奖”书法双年展、全国经典书风获奖书家邀请展、全国当代中青年书家精英人物展等全国性大展以及首届江苏省优秀中青年美术家书法家精品展等,作品被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出版有《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教学范本王卫军书法作品卷》等多种专著。



 创 作 感 言



行书创作的实践与体悟

文  /  王卫军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行书的名称始见于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一文:“魏初,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 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行书者,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张怀瓘在其《书议》又云:“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 明代丰坊在《书诀》中则有更为形象的描述:“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记存乎生意。”行书正因其行云流水、书写快捷、飘逸易识的特有的艺术表现力和宽广的实用性,从产生起便深受青睐,广泛传播。行书历经魏晋的黄金期、唐代的发展期后,在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于各种书体中逐渐占居主流地位。“纵观漫长的书史,篆书、隶书、楷书的发展都存在盛衰的变化,而行书则长盛不衰,始终是书法领域的显学。”历代书法大家共同书写了行书发展辉煌灿烂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当代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行书创作的探索与创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热潮,呈现出多元激荡的繁荣景象。在繁杂的书法热浪中,笔者以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执着追求,理性地摸索行进在行书创作的长途中,从多年的躬耕实践中总结了一些初步的体验与感悟。

在浩如烟海的书法艺术宝库中,行书无疑是一座最为绚烂多姿、丰富厚重的宝藏。历代行书大家有东晋的“二王”父子、王珣,唐代的李邕、颜真卿,宋代的“苏黄米蔡”,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明代的文征明、董其昌,清代的王铎、傅山,近代的于右任、弘一法师等等。其中王羲之创作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颜真卿创作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稿》,苏轼创作了天下第三行书《寒食诗帖》,王珣创作了《伯远帖》,王献之创作了《鸭头丸帖》等。这些照亮书法艺术星空的经典之作,是历经漫长岁月淘洗留下的艺术精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审美领域的独特贡献。



任何艺术的发展史,都是一部继承与创新不断作用的历史。继承与创新也是各个时代、每个艺术家毕生都要面对的无法逾越的问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继承是为了更好的创新。因此,行书创作,首要的就是要从这些艺术的经典中汲取营养,以一种敬畏前贤与敬畏经典的虔诚,去触摸和感悟书法艺术的真谛。就行书创作而言,在心摹手追中,透过静止的书法线条去体悟动态的书写过程和技法表现,感受前贤的书写心境和情感状态,逐步掌握用笔、用墨、结体、布局等技法,从中领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并获得审美的熏陶。事实上,那些名垂青史的历代书法大家,无一不是在深入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才开创出崭新的书法面貌。当然,植根传统,敬畏经典,并非迷信传统,克隆经典。相反,是为了更好地积累创新的灵感和能力。行书创作上的继承,也不是局限于对传统经典行书的继承,而是要以更开阔的眼界,博采众体之长。从篆隶中求古雅,从楷书中求法度,从狂草中求飘逸,这样融众家之长于一体,既避免了对书法经典的简单拷贝,又能水到渠成地开创新的面目。




中国书法艺术在经过半个世纪的相对沉寂之后,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日益喧闹的架势复苏,继而推演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书法群众运动。书法活动之频繁,参与者之众多,可谓空前,蔚为壮观。其间,由于受到克莱夫·贝尔和康定斯基形式主义美学等西方美学思潮的影响,当今书坛先后掀起了“现代书法”的探索,刮起了“流行书风”,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以追求空间构成、视觉刺激为目标的创新实践。我非常尊重和敬佩这种艺术创新的精神,但并不赞成以“现代书法”这样的方式来创新书法。书法显然是“有意味的形式”,但并不止于简单的“有意味的形式”。用吴冠中先生的话说,“中国书法这一独特的艺术体系,包涵着形象、意象、抽象等复杂因素,却又体现了概括、洗练的表现形式” 。书法作为中华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艺术奇葩,其蕴含的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艺术内涵,绝非“有意味的形式”一语所能涵盖。首先书法是文字的载体,承担着其他任何艺术都无法比拟的“载道”的功能;其次,书法是以圆锥状的特有的毛笔作为书写工具,在书写中又分中锋、侧锋、偏锋等运笔上的变化,与西画中所用工具、操作技法有着质的差异;再次,承载书法艺术的是宣纸、绢等特殊材料,要求创作中时间和书写上的连续性,与可以反复涂抹、修改的西画也有天壤之别;另外,书法为黑白艺术,以用墨的浓淡枯湿来表现书写的节奏和情感的流动,与西画中强调色彩作为表现手法也大相径庭;最后,书法艺术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创作、批评、鉴赏体系,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因此,书法艺术的创新离不开它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大相径庭,信奉的是中庸之道,追求的是含蓄内敛的美。1990年12月,费孝通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时总结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从本质上阐释了文化的特性。我个人认为,东西方文化从来就是两种差别迥异的文化体系,它们萌生的土壤、生长的环境、发展的背景千差万别。无论在哲学、音乐、诗歌、绘画、戏曲还是宗教信仰上,东西方文化都表现出很大差异。李泽厚曾说:“中国文艺在心理上重视想象的真实大于感觉的真实。”也正因为强调的是想象的真实,它要求把理解、认识和感知溶化和从属在想象中,从而它总强调‘点到为止’、‘惜墨如金’、‘以少胜多’、‘计白当黑’,以含蓄为贵。” 而西方张扬个性、抒发自我有本质区别。则因此,简单嫁接西方的艺术思想或艺术样式,不应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主导方向。




而当下,中国书坛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步西方现代主义之后尘,宣扬“自我表现论”,在书法创作的实践中则表现为过度张扬个性、宣泄激情、追求快感的倾向。他们在展厅效应的牵引下,不仅书法作品愈写愈巨大,动辄数米见方,令人惊叹,而且,有的挥毫必剑拔弩张,笔走龙蛇,极度追求感官刺激,似乎不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而不罢休。有的极尽矫揉造作之能事,忸怩作态,弄巧成拙;有的精心设计笔画,苦心经营造型,虽独具匠心,却几乎失去了书法的书写性,丧失了书法的本质特征。黄庭坚昔时也曾云:“今人字自不按古体,惟务排叠字势,悉无所法,故学者如登天之难。” 可见,如果单纯注重抽象造型,忽略中国书法所特有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手段,也许也会创造出别样美妙的艺术作品,但它只能是抽象化的平面视觉艺术,而不能称之为中国书法。另外在创作取法上,也出现了一种背弃经典、追逐民间书风的现象。艺术植根于民间,民间艺术确实有很多天真烂漫的纯朴气息,给人以美的享受。经典是从民间艺术中提炼萃取出来的精华,历代书家取法都以经典为主,所谓取法乎上。而一些书者却反其道而行,冷落经典,甚至学书一开始就一头扎进民间书法,不讲技法,“不修边幅”,过度追求民间书法的稚拙和质朴,任笔为体,粗制滥造,甚至出现了以丑为美的“丑书”现象。清代康有为曾极力尊碑抑帖,逆转了明代过于流媚柔弱的书风,开创了清代雄强厚重的书风。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康有为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却这样写道:“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 所以师法经典,是历代书家学习书法的科学总结,切不可因为一味地追求新奇特,而背离经典,舍本而求末。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华文化也逐步受到世界应有的重视。中国书法艺术的意境美、抽象美,也令许多西方艺术家着迷和陶醉,并从中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所以,我认为在行书的创作中,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根脉和书法艺术的经典,而是要在传承中融入时代精神,融入自身的艺术理解和情感体验,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艺术和宗教、哲学,是人心灵的文化形式,它们共同观照着人类的精神领域。人通过宗教、艺术和哲学来体悟、表达和表征人的情感世界。艺术是人对情感世界的体验,艺术本质上就是实践着的人的生命艺术。因此,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必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折射出审美的光芒。作为人类艺术百花园的一株奇葩,书法艺术也不例外。“它(书法)直接地作用于人的整个心灵,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身(从指腕、神经到气质、性格)心(从情感到思想)的各个方面。” 




书迹是书写者心灵轨迹的自然流露。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清代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其实书如其人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自我的外化。” “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 近代书法大家杨守敬在他的《学书迩言》中,在梁同书提出的“学书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的基础上,补充了“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




杨守敬的这几句话深刻揭示了书法艺术的真谛。书法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反映的是书者思想境界、学识修养、审美理想、人文品格、生命感悟、性情才华和艺术追求,而不是单纯的书写技法的再现。因此,书法作品艺术水准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娴熟的技法、完美的章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作者独特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纵观历代书法经典,无一不是技与道的完美结合。就行书创作而言,通过科学方法的引导,下三五年苦功大概就可以基本掌握笔墨技巧等技法层面的问题。但要创作出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则需要花更多的气力在“字外功”上寻求突破,从提升素养的根本做起。




首先要提升人品修养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品高尚者,其笔下一点一画自生清刚正阿之气。清雅者,下笔不会落俗气,污浊者笔下脱不去污浊。宋代朱长文《续书断》评颜真卿的作品“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这种“临大节而不可夺”的英雄气概,恰是我们民族文化所极力推崇的价值取向,颜真卿的书法也因此备受青睐和推崇。黄道周,忠良正直,光明磊落,从不向权贵势力低头,敢于上书直言。其书法,历来认为是典型的人品与书风的统一,刚正不阿,不流凡俗;奇而不肆,古而不怪,具有强烈的个性,独树一帜。正所谓“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 




苏东坡认为:“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钱钟书说:“巨奸能为忧国语,热中人做冰雪文,而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严谨。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所言之物,实而可论;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遂多顾此失彼耳。”

其次要提升学识涵养  书法是书写文字的艺术,作品文本内容本身的文化内涵就体现着书家的文化修养的审美情趣。所以说,书法是靠学养支撑的艺术,失去学识涵养,书法就成了失去灵魂形式、符号。黄庭坚《跋东坡远景楼赋后》云:“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东坡他人终莫能及之处,不是什么技巧,而是“学问文章之气”。“东坡诗如华严法界,文如万斛泉水,惟书亦颇得此意。” 故其书沉雄豪迈,直抒胸中之臆气。格调高古,耐人寻味。东坡书法艺术的成功实践,使他悟出了“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千古诤言。“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 倘若王著胸中有书千卷,他在书法史上留下的将是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吧。




黄庭坚还说过:“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何谓俗气,清代刘熙载有云:“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 这些所弃之“气”实为“俗气”。

时下书坛,由于种种原因,古文字学、古典文学等逐步专业化、边缘化,滋养书法的传统文化日益缺失,书家们书写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是唐诗宋词或前贤警句,书法创作面临着失语的尴尬局面。与此同进,书坛却悄然蔓延着一股炫技之风,极尽模仿之能事,个性泯灭、跟随时风的创作比比皆是,满纸浮燥,俗趣不绝,而书卷气荡然无存。因此,当下书家们,要高度重视学养的积累,拓宽知识视野,坐几年冷板凳,多读一些明理之书、益智之书、养心之书、怡情之书、励志之书,努力优化知识结构。学养深了则意蕴隽永气息醇古,书艺自然超逸绝尘。




再次要丰富生命体验《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这些先贤创造的书法经典,无一不是他们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心血结晶,更重要的是,无一不镌刻着他们人生和生命的印迹,也无一不因为他们色彩斑斓、跌荡多姿的独特人生而绽放出不朽的艺术光芒。当下,由于书法的逐渐纯艺术化,越来越多的书法家趋于职业化。一方面,这使书法家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艺术,对书法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这些趋于职业化的书法家大多比较年轻,且有着相同的也相对简单的人生阅历,那就是从校园到职业书法家。这就使他们对社会、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认知和人生历练、生命体验比较相近,人生的视野相对狭窄,很难产生深刻的思想火花、与众不同的情感诉求和独特的审美取向。出现了以书法展览为导向,看评委口味搞创作的怪现象,造成了书风“千人一面”的尴尬景象。因此,书家们要走出书斋,把目光从关注艺术和关注艺术市场的狭隘视野中解放出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观照自然、观照社会、观照历史担当起一个书法家的社会责任,通过人生的不断丰富,来提升作品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内涵,这样创作的作品才会更具文化的意义,更有艺术的穿透力、感染力,才能撑起这个时代书法艺术繁荣发展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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